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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好争辩的中国人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49岁的黄亚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明星。他参与了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讨论;关于“龙象之争”的争论——印度和中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可以算是由他发起;他的第一本书拥有一个骇人听闻的名字:《出售中国》,讨论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真正含义;2008年出版的新书名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在书中他重新讨论了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不同经济发展道路。他出生于一个红色世家。他的爷爷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名党员之一,毛泽东说:“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父亲黄钢毕业于鲁迅艺术学院,是红色报告文学作家和剧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但是家族的第三代却选择了用不同的方式爱中国,不再是为理想社会的牺牲和对意识形态的颂扬,而是通过商业与资本的手段,以及发自外部的独立之声。他的哥哥黄晶生从英语教师变成为投资银行家,现任贝恩资本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黄亚生则在1981年留学哈佛之后成为一名商学院教授,目前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黄亚生的著作和文章几乎都由英文写就。他的第一本书《出售中国》在中国大陆出版时换上了一个中性的名称:《改革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书中他争辩说,中国大陆能够吸引来的高额的外商直接投资,其实正说明了中国经济和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中国企业的全面无竞争力状态,主要是由无效率的中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以及其实践和政策造成的,而不是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固有的因素造成的……现在假定分配体系的运行如下:它系统性地将最精选的原料给了一个坏厨师,而最好的厨师得到的是劣质原料或根本就没有原料。在这种体系下,烹饪的质量就会始终如一的差……抑制国内企业家,导致了FDI的增加,造成了这种特殊的政治成本,而这本是可以避免的。”通常,经济学家们将一个经济体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作为衡量这个经济体是否有竞争力的标准;黄亚生则争辩说,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正在对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造成挤压效应。黄亚生执着于探究他所认为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1987年,邓小平在同来自南斯拉夫的政府访问代表团谈话时,对中国经济改革给出了如下的评价:“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黄亚生对此的评述是:“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和局限性的极为深刻的看法。改革的最大成功就是允许在一个严格的静态的统制经济体系中存在巨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为创新性地勤奋工作的企业家创业和企业扩张提供机会,这样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去除无效的、无用的国有部门。”这种策略令人遗憾的一点是:“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与改革策略的一个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毫无关系。而理论上认为这是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方面。”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中,他提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由“草根资本主义”驱动,那个时代的英雄是傻子瓜子的年广久这样的人物,大量的草根创业家崛起;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则转入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这个年代经济发展的典范是上海模式,推崇的是发展大型国有企业,以及通过政府投资建设公共工程来拉动经济增长。显然,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经济更有活力,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经济变革;而“城市男孩”们获胜之后,政府之手开始更为强势。他的许多观点乍看之下都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他的两个书名都很吸引眼球,但其实在两本书中都充斥着大量的数字和图表,可以被视为严肃到枯燥的学术书籍;他掀起龙象之争讨论的文章发表在《外交政策》上,名称即是:“印度能超越中国吗?”在《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开头,他争辩说将联想视为中国公司成功的标志并不妥当。他的理由是,联想的成功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性非常大,联想的几次融资都借助香港资本市场完成。也就是说,这家让中国骄傲的公司,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之外的资本制度。在同《经济观察报》的交谈中,他声称自己“好争辩”,同时也鼓励更多人去争辩,因为不争辩的结果是,“使很多的东西没人去质疑,所以这么多错误的观念,多少年来大家都接受了。”于是在同我们的谈话中,他争辩了上个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是如何不妥,争辩了如何重新认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也争辩了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政府采用的经济刺激手段和扩大内需方法。当然他也不仅仅是一位清谈者。他正在主持一个同时在中国和印度展开的项目,项目被分别命名为“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旨在将管理知识引入两国最底层也最基础的企业之中。我们的谈话就从他的这项实践以及他研究问题时的方法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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